企業(yè)申請破產，為何卻被法院拒之門外？

今年兩會期間，政協一次小組會議上，當談起國企破產問題時，一家央企董事長道出了自家遇到的煩心事。

兩年前，這家央企下屬的一家西南地區(qū)的企業(yè)在重組失敗后，向法院申請破產。在解決了一系列問題后，這家企業(yè)終于達到了《破產法》規(guī)定的破產條件。但令人不解的是，企業(yè)卻被“堵”在了法院門口，“進”不去。原因是“地方政府不支持，法院不愿意受理”。

無奈之下，該董事長給省領導寫了封信，最終，行政力量介入后，法院才受理了這家國企的破產案。

“商事制度改革下，企業(yè)辦‘出生證’容易，辦‘死亡證’難。”這家企業(yè)的故事引發(fā)了政協委員們20分鐘的討論。

“法院受理破產案件，費時費事不討好，影響結案率，所以沒有積極性。”說起破產二字，一位政協委員一臉無奈。

金杜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趙坤成處理破產案件長達16年，在他所處理的案件中，部分國企破產程序長達兩年甚至更久。

清理僵尸企業(yè)難，清理國有僵尸企業(yè)更難。

企業(yè)敢破產 法院不敢接

1986年12月，《企業(yè)破產法(試行)》出臺，但該法僅適用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(yè)，而且是試行。2006年，新《破產法》頒布，不僅實現了不同類型企業(yè)破產在法規(guī)上的統一，還給企業(yè)破產設立了清算、重整、和解三個窗口。但專業(yè)人士發(fā)現，破產法有了，破產案件卻少了。

數據顯示，2007年，企業(yè)破產案4200件，隨后逐年下降，到了2012年，減少至2100件。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吊銷、注銷的企業(yè)數量對比，進入司法程序的企業(yè)破產案件數量較少。

中國政法大學企業(yè)重組與破產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提供了一組數據：我國適用破產程序案件的數量不足美國的0.2%和歐盟國家的1.16%。我國2014年每千家公司進入破產程序的數量僅為0.11戶，明顯低于歐盟平均70戶的數量。

有法學界人士認為，數字逐年下降，不一定是申請破產的企業(yè)少，也包括有的企業(yè)被一些法院拒之門外。“不是法條有問題，而是運用當中出現了問題。”在趙坤成看來，這首先反映出一個不能規(guī)避的問題：審判力量不足。

“破產案件涉及多部法規(guī)，如公司法、證券法……對法官也提出很高要求。”趙坤成說。

“還有法官內部考核問題”，在近期發(fā)布的一篇文章中，李曙光提出，法院內部的績效考核機制，對辦理破產案件的法官不利。

“有的法官不想接破產案件。”新《破產法》對案件受理作出了相應的限期規(guī)定，但趙坤成發(fā)現，自己遇到的案子極少能在期限內立案。

一位有多年審理破產案件經驗的法官告訴記者，法院受理企業(yè)破產案件數量的減少，既有外部環(huán)境問題，也有法院內部問題。

“一些法院的考核體系是以數量論英雄，辦一個破產案件可能要花幾年時間，這影響法官去處理企業(yè)破產案件的積極性。”在這位法官看來，越是沒人愿意受理，問題就積得越多；問題越多，法院處理就越難。“這逐漸形成一個惡性循環(huán)。”

趙坤成說，按規(guī)定，只有上市公司、金融行業(yè)的企業(yè)申請破產時，才需要最高院批準。“但一些地方法院往往把破產案件再上報給上級法院。”“法院考慮的問題比較多，土地、人員，甚至還有企業(yè)是否假破產的問題。”

有人對立案登記制度的實施寄予厚望，希望借此解決這種問題。中國人民大學破產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欣新在一篇文章里說，去年5月1日，《關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記制改革的意見》和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登記立案若干問題的規(guī)定》施行，立案登記制的司法改革大幕在中國拉開，但這兩個文件都沒有明確規(guī)定破產案件是否也實行立案登記制。

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曾在公告中提出，破產案件不適用立案登記制的理由之一，是“破產案件受理后,債務人的財產和營業(yè)事務依法均由管理人接管，債務人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均受到重大影響，故破產案件不適用立案登記制”。

趙坤成寄望于法院“破產庭的建立”，希望這能為僵尸企業(yè)破產打開一條通道。

今年2月，全國部分法院依法處置“僵尸企業(yè)”調研及工作座談會在杭州召開，最高人民法院審委會專職委員杜萬華要求，人民法院要建立清算和破產案件審判庭，加強破產審判隊伍專業(yè)化建設。

趙坤成表示，現在僅有深圳、佛山等地的法院有破產庭，如果各地法院都建立了破產庭，會有利于破產案件的受理。“趨勢是好的，但仍然需要一個過程。”

政府哪些該管 哪些不該管

趙坤成發(fā)現，在破產過程中，國企很難給自己做主。

比如在破產路徑選擇上，是清算還是重整？企業(yè)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在這個問題上“較勁”得厲害。去年他接手了一個案子——一家央企申請破產，就出現了企業(yè)主管部門和當地政府“打架”的現象，主管部門想清算，地方政府堅決不同意：必須重整！

考慮到稅收和就業(yè)，地方政府千方百計希望企業(yè)“活”下來。最后，地方政府贏了。在清算還是重整這個問題上，企業(yè)足足耗費一年，法院因為沒有地方政府同意，一直沒立案。

趙坤成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，和民企不同，國企破產不是債權人和股東點頭，法院就能受理，還需要上級主管部門、地方政府的批復，還要求有企業(yè)維穩(wěn)的預案等。

盡管新《破產法》實施后，為了讓一些僵尸企業(yè)順利進入破產程序，政府在后面“推了一把”。對員工多、小額債權人多、股東多的企業(yè)，政府在維護穩(wěn)定上起到很大作用。

李曙光認為，許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績需求或為了保持與主要信貸銀行的“優(yōu)良信用”關系，對僵尸企業(yè)采取各種幫扶救治措施，“借新還舊”，財政輸血，甚至以政府信用幫助它們獲得銀行貸款。

趙坤成認為，在國企破產問題上，政府首先要解決好和法院的分工問題。“法院做程序上該做的事情，政府不要干涉太多。比如，在管理人選擇和重組方選擇上。”

在李曙光看來，盡管有的法院建立了破產管理人名錄并通過搖號選取破產管理人，但最主要的方式還是通過政府機構主導的清算組來應對破產問題。政府介入在個案中或許有一定合理性，但大范圍采用，就意味著破產的非市場化運作，造成了破產程序運轉專業(yè)性不強，擠壓了市場中介組織發(fā)揮作用的空間。

他建議，相關國資管理部門與地方政府應在金融機構、國有企業(yè)匯集一批專家型企業(yè)家，更應以開放心態(tài)引進民企與戰(zhàn)略投資企業(yè)家介入僵尸企業(yè)的拯救與處置。

“資產處置不當，可能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，進而損害債權人利益，還可能造成資源浪費，不能有效盤活資產，無法充分發(fā)揮資產的造血功能。”趙坤成認為，國有資產的處置，在新法沒有出臺之前問題很多，現在的總體趨勢是越來越規(guī)范、嚴格，問題也在減少。

“雖然問題少了，但形勢仍然嚴峻，要多考慮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問題、行政審批與司法裁判的沖突問題、國資監(jiān)管與市場經濟規(guī)律的協調問題。”趙坤成告訴記者。

他認為，在安置員工問題上，政府也要多些行動。“一涉及員工，問題就特別復雜。”比如，沒有簽合同的員工算不算國企員工？哪些人留哪些人走？員工欠薪欠保的問題如何解決？“法院一般只看企業(yè)有沒有相關的處置預案，還有就是政府給不給兜底。”

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，中央財政將安排1000億元專項獎補資金，重點用于職工分流安置。

趙坤成建議，這筆錢應該優(yōu)先給實施破產清算的企業(yè)用。“政府要做的是在政策上做好支持，比如維穩(wěn)預案的制定、安置補償等。”

盡管嚴格來說，破產是市場化的選擇，政府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但對于國企的破產，李曙光認為，現在政府最應該做的就是從財政中拿出一筆錢，對下崗職工進行再培訓，幫他們再就業(yè)。